作者:正在核实中..2011-09-22 15:04:01 来源:网络
我很敬重靳院长他们这一辈艺术家。
新中国培养起来的这一代艺术家经历了和新中国一样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而又充满曲折起伏以至痛苦劫难的历程。20世纪后半叶，国内外政治格局的大形势急剧变化，使得中国的艺术家们不断地面临意想不到的环境变革，进而不断在艺术领域面对全新的历史性课题。这一代人经历得很多也承担得很多。历史锻炼了他们，不但把他们培养成了出色的艺术家，也把他们摔打成了能够超越一己之小我的具有宏观判断和把握能力的思考者。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美术事业所始终怀抱着的那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真是使我肃然起敬。
中国文化讲究“修辞立其诚”，每当我翻看靳先生的画册，就会感到一种认真、实在、纯纯正正之气呈现在眼前。靳先生虽然是中央美术学院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院长，其实更是一个单纯的美术家。做行政领导多年而能保持艺术家本色，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靳先生为人不虚假、不做作、不偏袒、不自私，真诚而自然。他的艺术风格也是同样。靳先生作品的高明之处，在学识，在技巧，在阅历，但背后却是一种真诚，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1979年，靳先生出访欧洲回来，学生问油画原作与印刷品的区别何在?靳先生答道：“原作中最好的那点东西在印刷品里全没有了。”当时，我们的油画教学主要还是靠印刷品;如今虽然有了出国观摩真迹的机会，但是研究油画的本体问题、探索中国油画的精神魅力的道路，仍然非常艰辛。
如何整体而深刻地把握西方油画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把油画的特殊表现力学到手、把它的艺术精华研究透，把欧洲历史上形成的多种风格中有根底的东西借鉴过来为我所用，对于靳先生来说，不只是个人的艺术趣味问题，更体现为立足中国油画整体发展的一种清醒认识、一种担当意识。
说到靳先生的担当意识，有一点我忍不住要跳跃顺序，先在这里谈一谈。刚才讲到中国油画在总体上还不够成熟，面对这个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靳先生是从两个方面来应战的：一方面，他超越了时人的浮躁，持之以恒、老老实实地学习西方油画的艺术语言和表现力;另一方面，他很早就开始探索油画的中国特色，将西方油画的形式、语言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真正融合起来。我理解，靳先生自觉选择的中国油画发展策略是：一端以西方悠久的油画传统为根基，在学习的过程中领会油画艺术的独特魅力;另一端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以对中国社会变革宏观而深刻的认识为依据，通过长期的努力，逐步地使油画具有中国人的个性，具有中国文化的气质。综观靳先生的作品，无不体现了他长期在这两端“沉与缓”用力的过程。
人们谈艺术往往最重个人的才情，可是假如对东、西方艺术传统了解不深，你的潇洒表现就可能在总体上出现较大的偏颇，空是空灵了，却容易浮浅。独抒性灵当然是好事，可是过分依赖个人才情就拿不起时代的重大题目。大题目拿捏不住，担当不起，那算不上真正的豪杰之士。
我记得1983年靳先生的《塔吉克新娘》，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轰动”效应，主要是由于这张画采用了古典主义的造型，形成一种层次丰富、体积厚重、富有力度的美感，而这些正是传统油画艺术语言的特点。我原先看这张画，只觉得它既准确又整体，没有细细体会其中的技巧。后来才知道，靳先生在系统地研究了欧洲古典油画之后，从这张画开始对边线作了着重的处理，使边线不仅界定可见的形体，而且还暗示出隐现的形体—就是他自己说的“转过去的不可见的面”。对形体的边线作如此深入的自觉探索，只有在开放的情境下看了大量欧洲名画之后才有可能。后来，靳先生又画了彭丽媛的肖像，留给我更深的印象。这张青年女歌手的肖像很大气，特别是人物的造型与背景富有气势的宋人山水气韵贯通，形体的处理很微妙。如果说塔吉克姑娘还有些欧洲人的特点的话，这回靳先生可是以现实中国人物的形象创造出含蓄、典雅、沉静、和谐、单纯的古典美。
这种后人称之为“新古典”的风格，并不是刻意经营出来的一个门面，而是靳先生在理性地研究西方油画造型体系的过程中，将学识与追求理想美的心态情感融为一体自然而然的结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对欧洲古典油画精粹的追溯性探求，暗合了艺坛上想从五六十年代大一统的单调中摆脱出来的思潮，让年轻一代看到了正宗欧洲油画技巧的精微之处和古典精神的崇高与静穆。于是在短短几年中，受“新古典”风影响者甚众。元代赵孟頫有“以古为新”的主张，以靳先生为代表的“新古典”画风，在80年代的中国画坛，是对于时代需求和时代召唤的实实在在的回应。
今天我们可以回过头评价“新古典”的历史功绩，我认为至少有两点不可忘记。其一，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把欧洲的古典艺术传统第二次引进中国，这在改革开放以后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有了这一步才能承接此前第一二代中国油画家的努力，对西方丰富的油画传统形成全面深入的认识。
靳先生曾经在90年代初，把自己的艺术经历分为四个阶段(《回顾与思考》，《美术史论》1992年第2期)。向古典主义借鉴属于他第三个阶段的艺术探索，面临博大精深的欧洲艺术传统，靳先生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前面的东西，他一向理性地评价苏联油画和契斯恰可夫素描教学对中国油画发展的积极作用。他自己在第三阶段的艺术探索，也把从前学的本事譬如把握对象的能力全都用上了。“新古典”使中国的油画教学出现了一种新的风貌，虽然这是来自于欧洲的古典传统，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是一种前卫。我觉得，前卫不前卫，现代不现代，不能用欧美的标准来套，而是要看它在中国现实社会当中是不是起到现代和前卫的作用。“新古典”的语言形式虽然是古典的，但它在80年代的中国油画的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却是前卫的。
从《画家黄宾虹》开始，靳先生开始了自己第四阶段的艺术探索。在这个阶段，他将研究的目标锁定在中国绘画的写意性与油画艺术的结合上。“写意性”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是构成中国艺术独立性和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对中国油画整体发展的自觉认识和担当意识，使靳先生再一次用自己的艺术实验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靳先生尝试在油画这一外来绘画形式中建立起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有续的文化精神，以及与“写意性”价值结构相关的意象和语言体系。
如果从1955年参加油画训练班时算起，靳先生的油画之路已经走过了五十年。在这半个世纪里，他的艺术生涯是和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同步的，也和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靳先生和他的同代人一起，不断地回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
当前中国艺术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波及全球的后现代文化所带来的表现形式的危机，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自觉问题。在全球化的文化整合过程中，如何发现和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根本特性，使中国艺术在主流风格和总体倾向上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在后殖民主义跨国际的语境中自主地发掘出文化的新精神、新生命、新形态，这是着眼于中国油画发展的未来，将中国油画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去考察思索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
我们能否像靳院长和他们那一辈艺术家一样，回应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课题呢?
乙酉年正月公凯谨识
注：潘公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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